制定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需明確峰值的水平、何時達峰及如何達峰。筆者認為，為確保2060年前碳中和的實現，碳達峰應盡力實現以下三個維度的達峰：

一是高速度達峰，從時間尺度對達峰加以界定。由于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已經確定，盡快、盡早實現碳排放峰值，將為達峰后到碳中和的碳排放下降過程留出更多緩沖時間，使政策制定、能源結構改革部署、生產生活方式轉變更為游刃有余。

二是高強度達峰，為中國碳排放設定一個較低的峰值水平。一個較低的峰值水平，既直接降低了峰值年的碳排放量，同時也對峰值年后的排放水平有深刻影響。更低的峰值為峰值年后設定了更低的排放量基準，從而在更長的時間尺度上鎖定了一個更低的排放水平，也對峰值后的減排行動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是高質量達峰，這意味著達峰是在全產業都以清潔低碳為發展方向、能源系統和能源結構開始出現根本變革和轉變的前提下實現的。能源結構低碳化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一方面，能源消費結構要顯著優化：嚴格控制煤炭消費總量，不再新增煤電裝機，可再生能源、低碳能源成為主流。另一方面，能源供給質量大幅提升，降低甚至消除高碳能源投資、逐步退出已有高碳能源設施。此外，終端部門用能形式實現創新，終端能源向電力、氫能等末端零排放的能源形式轉變。

“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是中國為實現《巴黎協定》所確定的控制全球溫度升高不超過2℃，并努力控制在1.5℃以下的全球長期目標的部署。國際社會對中國碳中和目標的實現也給予了高度關注。不同速度、強度、質量的達峰路徑和能源轉型路徑，決定了中國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愿景的難易程度。高速度的達峰，強化了達峰的時間節點，可以為2060年前碳中和的實現爭取最有利的時間期限;高強度的達峰，為達峰后碳中和的實現降低了難度;高質量的達峰，則從能源結構根本變革的角度為碳中和的實現奠定了基礎。高速度、高強度、高質量的達峰，為經濟結構調整提出了根本要求，也為“十四五”期間經濟社會的變革提出了更高要求。

首先，將綠色復蘇作為“十四五”發展的主線。疫情后“經濟綠色復蘇”已成為廣泛共識，歐盟及歐洲主要國家均出臺了綠色復蘇計劃。應對氣候變化工作作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十四五”期間應堅持“綠色復蘇、低碳發展”的政策導向，嚴格控制煤電產能和煤炭消費總量，推動有條件的地區和高能耗強度行業CO2排放率先達峰。

其次，充分發揮碳排放交易機制在二氧化碳減排及低碳發展中的作用。一方面，碳市場作為推動碳達峰、實現碳中和的重要機制，“十四五”期間要加快推進全國碳市場建設，推動更多行業納入碳市場，實現碳減排;另一方面，考慮將非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納入碳市場，如允許甲烷減排作為補償機制進入碳市場。

第三，融入低碳減排的創新因素，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變革。一方面，提升公眾低碳意識，推動綠色消費。中國二氧化碳排放70%來自工業生產，30%基于消費型排放。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費型排放會逐步上升。這就需要進一步提升公眾的低碳意識，引導綠色消費。另一方面，通過技術創新驅動能源轉型，充分利用技術發展和創新，推動新能源技術成本快速下降，進而控制高耗能重化工業的發展。

第四，加強應對氣候變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設。加快應對氣候變化工作在認識水平、政策工具、基礎能力等方面的不足，推動氣候變化全面融入生態環境保護工作，實現溫室氣體與污染防治、生態修復的協同增效。推動能源、財稅等相關政策的出臺，實現應對氣候變化各方面政策的協同發力，推動經濟綠色低碳循環發展。

筆者建議，可以充分發揮“十四五”規劃的引領作用，促進經濟轉型升級、能源結構優化。雖然“十四五”規劃綱要還在具體制定中，具體指標及其考核衡量標準還未出臺，但可以通過規劃目標制定，設置最優的能源轉型路徑，為2030年前碳達峰、2035遠景目標及2060前碳中和愿景的實現打下基礎。(張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