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英國作為歐洲最開放的國家，是中國核電企業投資歐洲的一個重點目標地。伴隨英國脫歐的進程，尤其在特蕾莎·梅脫歐失敗下臺、英國脫歐強硬派約翰遜上臺的背景下，中國在英核電投資、項目開發都將面臨一系列風險。

脫歐后中資企業在英布局將被打亂，核電投資及開發也將面臨一系列風險。本文擬通過分析脫歐后可能的政策影響，為我國企業調整在英國的核電投資方向提供參考，以在后續局勢變化的過程中掌控方向、降低風險。

脫歐形勢分析

近期特蕾莎·梅辭職的主要原因是其提出的脫歐方案三次被拒，其提出的一個基本脫歐方案原希望依然與歐盟保持密切聯系，特別是繼續享受歐盟內部的零關稅經濟貿易往來等政策，并愿意為保持這一優惠條件支付數百億英鎊的“分手費”。保持南北愛爾蘭的邊界備案，允許南北雙邊自由貿易和人員交往，不設立硬邊界，還讓北愛爾蘭的經濟貿易繼續受制于歐盟法律。

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

特蕾莎·梅辭職后，伴隨強勢脫歐派約翰遜的執政，英國與歐盟之間將增加關稅，減少貿易往來。約翰遜上臺后難以在英國無憲法方案的前提下提出硬脫歐風險的解決方案，英國正面臨更多政策性波動。

脫歐影響評估

? 英國經濟下滑

從宏觀層面看，英國GDP增長在脫歐后相對放緩，2015 年英國GDP 增長2.35%，2016 年增長2%，2017 年增長1.8%，2018 年增長1.4%。2019 年的增長預期，從年初的1.6%下調至1.2%。經濟增長緩慢，英鎊貶值超過20%，人均財富縮水20%以上。相對于世界其他地區而言，這種表現不佳的原因在于自2016年6月公投以來，英國脫歐前景不定，隨之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不確定性。

從企業投資方向的微觀層面看，英國商會預估，2020年企業投資有望增長0.6%，2021年增長1.1%。英國商會總干事表示，英國政界無作為已出現經濟后果，不少企業已為投資和招募決策“踩了剎車”。G7其他國家的商業投資年增長率達到約6%時，英國一直處于0附近，2018年期間同比惡化至-3.7%，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下滑周期最長的一次。

脫歐公投后的經濟表現，值得之前脫歐的樂觀派進行反思，脫歐投票前后還有抄底英國、經濟將反彈、依靠中國等論調，目前看利好并未出現，固定資產投資等反而因為匯率等問題迎來了重大損失。

? 財政惡化，產業支持面臨變動

據分析，英國一直朝著實現收支平衡的方向努力并逐步接近目標，脫歐省下因在歐盟產生的費用而用于本國國民的財政支持是英國脫歐的重要原因之一。2019~2020 財年到2023~2024 財年，經周期調整的公共部門凈借款占GDP 的比重將從1.6%持續下降至0.8%，各財年都將低于2%;公共部門凈債務占GDP 比重將從82.8%下降到74.1%，實現了各財年的持續下降，因此，財政目標預測將持續得以實現。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基于當前政策進行的判斷認為，政府在2020~2021 財年實現財政強制目標的可能性為65%，考慮到財政中期展望反映出的各種不確定性，政府已經為該財年預留出154 億英鎊的資金。

英國對各種產業的政策支持多通過預期收費、擔保方式表現，包括英國基礎設施建設保障機制(IUK)等均需要政府的財政資金作為基礎。在英國政府爭取收支平衡的情形下，此類支持政策也將面臨變動的風險。

? 社會分化，政策不穩定性增加

脫歐是英國社會內部的撕裂的結果，同時也是走向多爭議的起點，尤其是2016年脫歐全民公投時，支持脫歐與反對脫歐的力量就是不相上下的，支持脫歐的占總投票數52%，而支持留歐的占48%。對具體的脫歐協議的爭論加劇了整個社會和“府院”的撕裂，最終導致了特蕾莎·梅的黯然下臺。

對難以解決的問題通過投票進行決策的機制，相對之前選舉后由精英治國的模式更扁平化，決策重心下移，此模式容易形成慣性，對政策的產生與執行帶來不確定性。民族主義情緒支配下造成的目前硬脫歐局面是英國本位主義的體現，但整體英國社會未從其內部的心態及社會結構性問題去思考，將造就偏激的政策方向，容易帶來后續經濟與政治的混亂。

中企核電投資風險應對方案

目前在英國投資者多已經歷資產、匯率貶值，項目成本增加的損失，面對預期收益下降等一系列風險，并且風險仍將繼續到政策逐步完善、穩定才能觸底。

欣克利角C核電項目(HPC)廠址圖

脫歐對于不同投資模式影響不同，對于為彌補自身短板、吸收英國技術，學習管理的先進經驗、面向市場的投資模式，其自身風險不大，甚至可以在風險釋放后擴大投資，而對我國核電企業參與投資的HPC項目、擬開發的其他大型、小型核電項目，長期回報均依賴于英國市場本身，其風險遠超其他投資模式。為控制在英開發核電風險建議如下：

? 調整回報預期，掌控開發節奏

我國核電企業除中廣核直接參與的HPC項目外，三大核電企業都在開發其他的大、小核電項目。市場開發階段費用最高的是GDA認證，使各國核電技術進入英國的成本較高，導致部分企業撤離英國市場。HPC項目截至2013年底用于GDA的成本合計近7億英鎊，如此費用對我國擬進入英國的核電企業是一沉重負擔。在外交上，硬脫歐帶來的英國對外政策必將更緊隨美國，在中美貿易摩擦的大前提下，或將增加GDA認證過程的政治風險。這些因素將對認證后開發階段測算投資回報不利。硬脫歐后，如英國繼續在經濟、電力投資回報下行形勢下，依然采取高額認證政策，必將減少英國對各種核電技術的吸引力。

除GDA認證外，我國企業也在關注新廠址開發、舊廠址購買等機會，而我國企業的資金實力并不強于日韓核電企業，在硬脫歐趨勢下，投入大量認證經費或者接盤日美企業的廠址失去了之前的意義，因此需研判硬脫歐風險造成的影響，根據項目開發價值調整開發節奏。

? 做好減緩準備，回擊不利政策

從英國HPC項目發展看，確定最終投資后出現環保規定導致成本增加、法國政府支持減少、項目延期風險加大等一系列問題，其原因既有英國內部管理體制因素又有脫歐帶來的影響。脫歐后如英政府變更當前執行的能源政策，將直接影響到項目的預期盈利能力。

HPC項目是英法合作，硬脫歐后法國政府或將取消對其支持，法國EDF投資預期回報必大幅下降，一旦觸及預期底線，EDF必采取逐步退出、降低風險的策略。而采取暫停項目建設的策略在各國核電發展過程中是常用的風險應對方案。

HPC項目投資協議中有各種風險應對方案，目前可以評估硬脫歐模式帶來的各種風險并制定應對方案，提前做好相關準備。如有政府政策調整影響了投資預期甚至造成直接損失的，可根據合同中對相關風險的控制方案找相應部門積極進行索賠，增加其制定不利政策帶來的自身成本。

? 做好形勢預判，爭取有利政策

英國脫歐造成的風險將是一個長期的、系統性的風險，伴隨其落地，之前的投資模型假設必然發生變動，常規匯率操作等財務手段難以應對規避此類風險沖擊，我國核電企業在英開發及建設需審慎面對脫歐影響及做好應對方案。

脫歐的初衷是增加英國自身的自由度，增強其競爭力。其在變化的經濟形勢基礎上再制定不利于核電投資的政策，將傷害英國自身核電發展戰略，因此，英國核電相關產業政策可能雙向變動。在英企業可在政策制定的各個階段發出聲音、表明立場，爭取與己相關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爭取更有利的政策出臺。

總結

核電項目投資特色決定其面對的風險大，硬脫歐局面及脫歐公投后的經濟形勢變化，超出之前預期與準備。應對硬脫歐風險是考驗我國核電企業風險控制能力的一次機會，一旦將脫歐變“危”為“機”，將使我國企業在世界核電舞臺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