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龍一號’的批量化建設已經在進行。”兩會之際，全國人大代表、中核集團戰略與管理咨詢委員會委員劉巍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福建的福清、漳州，兩廣的防城港、太平嶺，浙江三澳，海南昌江，“華龍一號”隨我國核工業“春天”的到來而多點開花。走出國門的巴基斯坦卡拉奇兩臺“華龍一號”機組也進展順利。

“華龍一號”全球首堆福清核電5號機組在今年年初投入商運，打破了三代核電首堆必拖期的“魔咒”，向世界彰顯了中國自主核電技術的優勢。作為工程總承包方中國核電工程有限公司原總經理，劉巍親歷華龍首堆的建設。在他看來，“華龍一號”的成功并不只是核行業的驕傲，而是國家整體工業水平的反映。

“核電是一個系統工程，‘華龍一號”的供貨單位有5300多家，所以核行業的發展能夠帶動促進其他行業發展。”劉巍說，“例如核級電纜就可以促進材料工藝的創新發展，機械設備方面也是一樣。”“華龍一號”的設備國產化率達到了88%，“這一比率是非常高的，而且沒有國產化的設備只是沒必要自己生產，不構成制約性的問題。”

與此同時，劉巍也清醒地意識到，“雖然我國核電整體上進入了第一方陣，但并不意味著所有技術都在第一方陣。”

— “領跑”，要把標準掌握在自己手里 —

回顧從業的數十年，劉巍從進入二機部二院開始，經歷了核工業發展的一段停滯期。“那時做垃圾焚燒項目，設計大學、醫院等，在啤酒廠的工程設計上二院一度占據了全國2/3的市場份額。”后來去到大亞灣終于接觸到核電站，但“所有的設備都是人家的，甚至對收縮率有要求的水泥都是從法國運過來的。”

“30多年間從第一個核電站起步，到今天能夠建設自主的三代核電，與核電先進國家實現‘并跑’，我國核電的發展速度非?？?。”憶往昔崢嶸歲月稠，劉巍的話里流露作為核工業奮斗者的由衷自豪，不過他緊接著說道，“但是現在主流的核電技術標準還不是我們制定的，我們離國際一流還有一定差距。”

從“并跑”向“領跑”發展，會發現“很多現有標準對我們是不適用的”。“比如現在我們研發的成果還要到英國去認證，因為英國是老牌的核電國家。雖然中國連續不斷地建設了幾十年核電站，英國很久沒建，但它可以說你的東西不符合我的標準。”

劉巍舉了核電廠外圍5公里的規劃限制區為例，“這不是中國人提出來的，國際上也不是今天提出的，而是幾十年前就提出來的。”國外近些年來核電發展相對緩慢，“因為沒怎么發展，所以它不著急修改標準。而中國現在發展得快，沿用過去的標準受到的影響就大。”

“我國核電發展至今，到了需要建立標準的時候，也具備建立標準的基礎，應該對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劉巍表示，“到未來實現‘領跑’時，中國的標準就是最好的標準，國外技術和設備進來的話需要通過我們的標準!”

他說，目前“我們還不敢隨便改標準”，并不是缺乏能力，但更改設計標準需要進行大量實驗，“標準的背后是大量的技術積累作為支撐，從材料、制造、設計到軟件分析等方方面面都需要大量的投入”。首先需要全國同行達成共識，“把握我們處于第一方陣的定位，并以此來思考每件事情，抓緊推進相關工作，在重點領域進行突破”。

“十三五”期間，中核集團已組織建成“華龍一號”型號標準體系，一項國際標準提案在國際電工委通過審查并正式立項。“十四五”期間將推廣華龍型號標準在國內外核電項目的應用，繼續推進國際標準的立項和編制;同時將立足主要產業、技術優勢和發展需求，從核電站的總體設計、無線通信、智能控制等高新技術領域組織開展國際標準梳理、申報及相關國際交流，研究并制定具有行業引領性的核電、核化工、核燃料等領域標準體系建設。

“我們絕不妄自菲薄，但我國核工業離世界一流還有一段路要走。”從掌握和發展核心技術的角度，劉巍進一步詮釋了“華龍一號”批量化建設的意義，“正因為還有差距，我們更應該發展我們自主的東西。”

— 兌現減排承諾的主力軍 —

除了帶動國家工業科技水平的整體提升，核電本身是作為一種重要的清潔能源服務社會的。

全球面臨氣候變化的共同挑戰，習近平主席向國際社會承諾的“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對我國加快構建清潔低碳能源系統提出了革命性要求。“核電是未來新增非化石能源中最具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兌現減排承諾、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戰略部署的必然選擇。”劉巍表示。

低碳是核電作為能源的突出優勢。核能是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最小的發電技術之一。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IPCC)的評估報告中指出，在考慮鈾礦采冶及核電站退役治理后，核能依然是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最小的發電技術之一。國際能源署(IEA)的研究表明，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核電幫助降低了二氧化碳的長期排放增加速度，尤其是在發達國家。

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1~12月全國累計發電量為74170.40億千瓦時，運行核電機組累計發電量為3662.43億千瓦時，占全國累計發電量的4.94%。與燃煤發電相比，核能發電相當于減少燃燒標準煤10474.19萬噸，減少排放二氧化碳27442.38萬噸，減少排放二氧化硫89.03萬噸，減少排放氮氧化物77.51萬噸。

穩定是核電另一個毋庸置疑的優勢。有一種觀點認為，儲能技術的突破將改變風電和光電無法穩定供應的弱點，從而影響核電的競爭力。對此，劉巍認為：一是大規模儲能仍然存在穩定性問題;二是風電和光電本身的制約因素也不只是穩定性，還有占用大量土地資源等環境因素;三是儲能技術的發展對于核電并不一定是壞事，“一旦儲能做好了，核電站也許就不用建在人口密集區了，相應標準就可以降下來，安全成本也就大大下降。”他強調，“技術都在發展，分析問題時不要光盯著別人的技術發展，忽略了我們自己的發展。”

其實對于核電和其他清潔能源，劉巍認為并不是互斥關系，能源多樣性才有利于保障能源安全。“每種能源從來源到最終發揮作用，整個鏈條上受到各種客觀因素的制約。這些制約因素對于不同能源來說是不一樣的。所以不能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邊，否則一個因素變化后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

與多元化、平衡的理想能源結構相比，現實情況則是我國核電占比偏低，“上個世紀末至本世紀初這段時間，全球來看核電發電量占比在10%左右。我認為對我國而言10%到15%的比例是比較合適的，但目前不到5%。作為一種基荷電源，核能應該發揮更好的作用。”

“建議政府部門研究制定《中國核電發展戰略》，強化核電發展頂層設計，統領我國核電發展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規劃，批量化建設自主三代核電機組，助力我國履行‘碳達峰’‘碳中和’國際承諾。”劉巍表示。

— 反對者、懷疑者、受益者 —

盡管核電具有安全、經濟、高效、低碳的優勢，但“鄰避效應”等涉及公眾溝通的問題仍然制約其發展。

被問及一些發達國家“棄核”的決策時，劉巍認為，歐洲一些國家從工業革命到現在，走向以第三產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對能源的需求相對偏低。但即便如此，由于核能不可替代的優勢，“棄核”的計劃往往還是被一推再推。所以那些國家提出“棄核”口號“更多是政治因素在里邊”，“選擇一個公眾最不了解的東西來反對，最容易讓大家接受并獲得政治支持，上臺后因為經濟發展問題又陷入矛盾。就像德國號稱堅決不建核電站，結果用的是法國的核電。”

“對于這種現象，我們應該好好研究他們提出‘棄核’以后，今后的路怎么走。從目前來看，歐洲‘棄核’的結果并不理想。”劉巍說，“如果他們‘棄核’以后走得好，我們也可以走。雖然從事這個行業，但我們是站在國家利益的立場去做判斷。”

對于后處理這一關系到核電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問題，劉巍顯示出篤定和信心：“我們的后處理方式和核電先進國家沒太大區別。伴隨整個工業水平的不斷提升，等到我國核電站迎來退役時，我們的后處理技術將會比他們更加先進。”支撐其信心的，是我國核行業一直沒有停止過后處理研究，“在后處理方面，原來的需求還有限，但也一直在發展中。所以我國后處理能力是有的，體系也是完善的。只是有待通過一些大的項目來體現出這個能力，因為還沒到時候。”按照商運年份和設計壽命來推算，我國核電機組還要數十年才會迎來退役高峰。

談到消除社會公眾對核的疑慮，劉巍坦言沒有什么特別有效的辦法，“事物的理解需要一個過程，一再強調核電的安全性也沒有用，對方可以說還有事故的可能性，為什么要到我這里發展，會影響我這邊開發房地產的。”

雖然實際情況是，發展核電對地方而言，除了發電外還能促進經濟發展。“眼見為實，建完核電站以后當地人就明白了。秦山核電附近的海鹽人沒有覺得核電站不好。深圳這么發達的都市，離核電站大約50公里，他們也沒有生活在恐懼之中。再如國外塞納河邊的核電站，離巴黎市區只有幾十公里，當地人也不擔心。”

“已經建核電站的地方都是核電的受益者，而從來沒有核電站恐懼癥。”劉巍總結道。

2030年碳達峰，意味著GDP增長不再依賴碳排放增加，能源需求必須依靠非化石能源來滿足。劉巍說，“目標分解的壓力之下，各個省市其實都在考慮能源結構的調整問題。地方政府可能會優先考慮風、光和其他可再生能源，不會把核電作為那么靠前的選項。所以核電行業要謀求發展，當下首先是做好自己的工作。”

過去三十余年我國核電從無到有，到自主建設大型商用核電站，再到百萬千瓦級核電機組的自主化，取得如此成就，劉巍認為一方面是依靠大量科技工作人員的艱苦奮斗，“小到每一個核級的螺絲釘，都需要標準、實驗、質保體系等，需要大量辛勤的勞動、細致的工作”;另一方面，“核電發展每一步的重大決策，都依賴決策者的眼光、勇氣和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