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既不可回收，又難以降解的垃圾該如何處理，成為了困擾全球的難題。目前，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對于城市生活垃圾的處理辦法，不外乎是衛生填埋、高溫堆肥和焚燒這三種方式。相較于填埋對土地侵占以及堆肥對垃圾種類的限制，將垃圾焚燒發電變廢為寶成為了國際上最常用的固體垃圾處理方法。

監管的腳步在加快

垃圾焚燒在土地資源稀缺的國家尤為流行。歐洲的德國、法國、荷蘭、盧森堡、丹麥和瑞典都是利用垃圾焚燒產生能源的佼佼者。

為了鼓勵民間資本投入垃圾發電行業，在歐洲，由垃圾產生的電力被認定為“可再生能源(RES)”，因此，從事該行業的民營企業便有資格享受稅收抵免。法國垃圾焚燒產業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50年前，據法國環保機構ZEROWASTE FRANCE統計，法國的垃圾焚燒廠數量稱冠歐洲，全法126家焚燒廠每年處理約1450萬噸的垃圾。

而深圳亦在1988年便已從日本引進了垃圾發電的設備，建起了我國第一座垃圾發電廠——深圳市政環衛綜合處理廠。隨后的30年間，全國各地的垃圾焚燒發電(供熱)廠相繼落成，并在2018年全國垃圾發電廠總量突破400座。據東興證券的研報估算，2020年全國垃圾焚燒運營市場規模將達到298億元。

高速增加的垃圾發電廠在解決垃圾無處安置問題的同時，也面臨著另一個問題——來自垃圾發電廠附近居民的不滿。民眾對垃圾焚燒廠的極度不信任，導致部分規劃中的項目陷足于“民意難順，垃圾難平”的泥潭中。

“歐洲也是經歷過了這樣的歷程，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焚燒垃圾比填埋垃圾要好。”已在垃圾發電行業工作超過25年，目前于中國的一家跨國垃圾焚燒處理企業擔任高管的西蒙在接受時代財經采訪時表示，在行業發展之初，歐洲也有因部分違規企業導致民眾反對發展垃圾焚燒廠項目的情況，“由于監管漏洞，部分企業為擴大利潤降低成本而簡化生產工序，超標排放廢氣和殘留物，讓附近居民對興建垃圾焚燒廠項目強烈反感。(這種情況)不僅是在中國，在垃圾發電起步更晚的英國亦有發生。”

“慶幸的是，我看到中國在監管方面進步飛速，讓行業監管愈加透明。”西蒙說。

今年3月，生態環境部公布了《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自動監測數據用于環境管理的規定(試行)》(以下簡稱為《規定》)，并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規定》一經施行，將給打擊違規排放的垃圾焚燒發電廠提供了法律依據。

兩年前，國家便已規定所有垃圾發電廠安裝自動監測設備，并在廠區門口設置電子顯示屏，所監測的數據自動與環保部門聯網，并在網上實時向民眾公布。

西蒙向時代財經透露，過去，這個監測系統的日常維護和管理由企業自己負責，因此，鉆空子繞開監管的情況時有發生。“而近期，監控系統設置在了單獨的房間里，企業方面沒有進入的權限，只有監管部門和第三方監管機構能夠接觸該系統。”他指出，目前所有垃圾發電廠的排放都是按照國家規定的標準來執行，而部分上海企業則走得更前一步，以更為嚴格的歐盟標準來監管。

變廢為寶不是越多越好

2012年，國家發改委發布《關于完善垃圾焚燒發電價格政策的通知》，明確全國統一垃圾發電標桿電價每度0.65元后，行業規模穩步擴張，垃圾焚燒發電產業愈發成熟。

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底，我國城市垃圾焚燒處理能力為25萬噸/日，而國家規劃2020年垃圾焚燒處理能力須達到59萬噸/日。為實現這一目標，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能力年復合增長率最低須滿足20%的增速。

“只靠增建垃圾焚燒廠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還要從源頭上進行垃圾分類。”西蒙表示，畢竟與火力發電廠相比，垃圾發電廠的經濟效益相對較低，相同成本投入的情況下，火力發電廠產生的效能是垃圾發電的10倍。因此，垃圾發電廠的建設應按需進行，而非成為一個主要的能源來源。

法國環境能源管理局(ADEME)在2017年發布的一份通知中指出，法國總體上已不再需要增加新的垃圾焚燒廠了。市政當局以進行垃圾回收分類為工作目標，從源頭上減少了焚燒垃圾的需求。

中國社科院中國循環經濟與環境評估預測研究中心副主任杜歡政在接受時代財經采訪時亦表示，如果垃圾分類沒有做好，對于混合垃圾的處理方式主要是焚燒。

龐大的垃圾焚燒需求，必然會吸引更多的資本進入，企業為了贏得建廠的機會，采取低價競標的策略也是常有的事。

據了解，當前焚燒廠企業的利潤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來自垃圾處理的補貼，另一部分是來自供電的收入。其中，補貼收入幾乎占了企業利潤的三分之二。

杜歡政粗略估算，如果每噸垃圾給予企業150元補貼，企業在環保處理措施上的投入或將做得比較到位，工廠排放也會達標。但如果每噸垃圾只有50元的補貼，那么部分企業為了營利可能就會偷工減料，環保設施則無法達標。

他以日本為例表示，同樣建設2000噸垃圾處理能力的垃圾焚燒廠，日本的投資可能就比中國要多一倍。“多出來的部分投在了環保設施上，環保處理運營不到位，必然會讓垃圾焚燒廠成為附近居民的心病。”

“焚燒廠的競爭已經白熱化了，一些企業對補貼的要價開得太低。”西蒙也無奈的表示，“其實，每噸補貼增加20元就能讓行業出現完全不一樣的面貌。”

相較于日本和歐美，中國垃圾焚燒的處理成本確實偏低，個中原因除了補貼的減少，還有設備與人力成本的因素。但在西蒙看來，低成本投入也并非一件“壞事”，“畢竟這項技術也不是尖端科學，近年中國的設備在工藝和造價上都有著非常大的優勢，加上一系列監管措施的落地，相信行業的發展將是快速且健康的。但想要從長遠的角度消除(人們)對垃圾發電的焦慮，做好垃圾分類還是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