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電年內有望放開審批的消息傳出，公眾不禁擔心，建這么多核電機組安全嗎?是否造成新的產能過剩?本文將做出解答。

背景介紹

按照《電力發展“十三五”規劃》，2020年中國核電規劃裝機容量達到5800萬千瓦，在建3000萬千瓦。截至2017年底，我國在運核電機組裝機容量3688萬千瓦，在建核電機組裝機容量2155萬千瓦。

據此估算，尚有3000萬千瓦左右裝機缺口，以國內現有核電建設能力，未來幾年我國每年將新增建設6~8臺百萬千瓦核電機組，高峰期將有40臺機組同時在建。

傳聞日久的“核電批量化建設”終于要來了，那么建這么多核電機組，安全嗎?經濟新常態下，全社會用電量增長乏力，這會否造成新的產能過剩?凡此種種，都是公眾熱切關注的議題。

01福島事故改變不了核能安全清潔的結論

日本福島核事故對社會公眾的影響是巨大的，甚至是“不可接受的”。

在強調這一基本點的同時，輻射防護和環境保護專家潘自強院士，清華大學核能與新能源技術研究院何建坤教授，中廣核蘇州熱工院周如明研究員等，對福島事故作全方位深度解析之后指出，福島事故改變不了“核能是安全、環境友好能源”的結論。

潘自強的研究表明，在環境影響方面，不同能源鏈的溫室氣體排放系數比較，褐煤、煤、石油、太陽能、水力、生物質、風能、核能中，核能依次排在最低;對人員健康的影響方面，核能的輻射照射也遠遠低于煤。

事實上，福島事故之后，世界各國發展核電的基本格局并未改變，用林誠格的話講，“該發展的還發展，該棄用的還棄用”。德國、意大利重申棄核，跟福島事故本身無關;而福島之前，中國核電批量化建設，在規劃、監管、技術、裝備制造等方面已經“萬事俱備”，福島事故一下子中斷了這一進程，中國核電可以說是福島事故“最實質性的受害者”。

然而，目前中國大陸在運核電機組規模位列世界第四位,在建核電機組規模位列第一位,核能在我國已進入規模化發展的新時期,中國正在成為核電發展的中心。而在福島之后積極發展核電的國家還有英國、南非、波蘭、土耳其、芬蘭、羅馬尼亞、捷克、阿聯酋、越南、阿根廷和巴基斯坦等，建設的核電站均為第三代先進機組。

02面對核能，公眾為何格外脆弱?

核事故概率、損失遠遠小于車禍、礦難等其他事故，為何公眾心理面對核能時格外脆弱?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多年前中國工程院在天津舉辦的第139場中國工程科技論壇“我國核能的科學發展”上，包括15位院士在內的業界專家的歸納令人印象深刻。

——核能“原罪”。人類首次利用核能，很不幸地是在戰爭場合。二戰結束前廣島、長崎上空的那兩朵蘑菇云所帶來世界末日般的巨大傷亡，是所有“核恐懼”的根源。這使核能理所當然地背負了“原罪”，“你可以令人信服地縱談和平利用核能、人類控制核能的美好前景，但卻很難抹平那樣慘痛的原始印記”。

——核事故的滯后和擴散效應。盡管核事故死亡人數遠少于礦難、車禍，但像切爾諾貝利那樣的核事故直接導致了一座中型城市“空城”的災難，其后果至今尚未處置干凈，“這對人們心理的連鎖沖擊是難以用具體數字形容的”。

——核能的神秘感。核電站區別于常規電站的最大不同，是在“常規島”前端被稱為“核島”的反應堆，常規島跟普通電廠一樣，所有人一看便知;而核島因核能的特殊性，反應堆被全部置于嚴密的安全殼內，外人不得其詳。這就使核電蒙上一層神秘面紗，而“神秘的東西容易引發恐懼是人之常情”。

03可被知的核安全，是公眾的“定心丸”

國內某核電站立項之初，在選址環節，有反核人士向前來溝通的院士質詢：“你就一句話告訴我，核電站到底安全不安全?”作為負責任的業內專家，當然不能“一句話”回答，而是嚴謹地用一堆“多少個ppm”的事故概率來表述其安全指標，結果當然是“你這么大專家都不敢說是安全的，那就一定是不安全的”——很明顯地，在這里，此“安全”非彼“安全”。

林誠格和他的同事郝東秦這樣看待此事：絕對的、100%的安全是不存在的，“坐公交車安全嗎?”要求絕對意義上的安全，等于“幻想一種完全無風險的能源”，“主張一種毫無代價的收益”，這是不現實的。所以，一方面要回歸理性，回歸常識：所謂安全，其實就是人們常說的“足夠大的利益+可以承受的、可控的風險”，而業界要做的就是“盡可能降低風險”;另一方面，講究技巧、通俗易懂、無縫對接的溝通也十分必要，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

面對公眾的心理關口，林誠格和郝東秦也時時反省：業界雖然有編得很漂亮的核能科普小冊子，有定時不定時的核電站“公眾開放日”活動等，但“覆蓋面還是不廣”，宣講、溝通“還是不深、不透”。最關鍵的是，要把業界習以為常的“蠻不講理”的監管，“不惜代價”的安全設計，無孔不入的核安全文化，“無條件順從”的安全程序，“嚴格到苛刻、細化到極致”的安全質量管控等等一切，讓公眾知曉。僅僅自身做到安全、哪怕是工業領域最高級別的安全是不夠的;一個可被知的核安全，才是公眾的“定心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