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卡拉和布魯塞爾之間的關系在過去十年間一直處于下降螺旋。公開的說，這一趨勢在2013年得到了推動，當時安卡拉在被稱為Gezi Park抗議活動的環保示威者中受到壓制。在外交上，土耳其與歐盟的困難關系在2013年之前超過十年。從土耳其入盟過程開始，違反承諾和章節的繼續凍結創造了一套扭曲的激勵機制，繼續影響任何建立信任，和解和改善關系的企圖。一個典型的例子仍然是2007年法國凍結加入章節，2009年通過歐洲理事會阻止塞浦路斯的章節 - 這兩者都為未來的關系奠定了基調。除了扭曲加入成果的可信度并由此逐漸使加入的體制機制無效之外，它還創造了一種新的民粹主義激勵機制，在歐盟界被普遍稱為“替罪羊”。

這個熟悉的概念圍繞領導人在主要峰會之后或期間將對歐盟機構的指責轉移，以獲得選民支持或在其國家選區中的普及。隨著歐洲輿論的玷污，以及土耳其人對歐洲愿望的信心減弱，選舉政治的惡性循環讓歐洲民族主義政黨和土耳其政府也開始利用這種策略成為時間早晚的問題。今天，歐盟 - 土耳其關系面臨著近代歷史上最具挑戰性的情況。結束加入過程的危險是顯而易見的：多邊主義的歷史告訴我們，制度和結構通常需要更多的時間，協調和努力來建立，而不是簡單的把它們撕毀的過程，土耳其加入過程繼續扭曲激勵機制，這導致與歐盟的沖突關系。盡管需要一個新的結構來取代日益無效的加入過程，但恢復正常關系的每一次嘗試都被政治化了。關稅同盟提供了一個可行的替代(或補充)選擇，但可能會面臨持續的阻礙，除非安卡拉開放更多與歐洲的認真合作。即將舉行的選舉和土耳其的經濟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這條道路。其他領域，例如簽證自由化和移民，同樣面臨著政治操縱，這突出表明難以找到改善關系的新開口。

這使得在伊拉克等地區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進行合作的選擇成為通過地區關系和能源關系提高信任的最后一項措施。庫爾德斯坦地區政府(KRG)很可能歡迎歐盟和土耳其在該地區的參與，因為歐洲在伊拉克庫爾德人中的信譽依然很高。今天，歐盟是伊拉克在美國之前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僅次于中國。貿易，人口穩定和重建努力是去激進化，能源多樣化和區域穩定的關鍵組成部分。從國內和經濟角度來看，這可能符合安卡拉的利益。與KRG簽署的2016年和2019年未來能源和地區開發合同中，一大批重要的土耳其企業仍然投入巨資。

隨著關系緩和，土耳其政府可以節省其KRG投資，同時將其自身轉向更有利可圖的能源和貿易目標。在這種情況下，可用于歐盟 - 土耳其合作的結構范圍從雙邊倡議到根據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CFSP)和歐盟委員會授權的貿易協定。還可以通過加強民間社會參與，第二軌道外交，對話項目，培訓和共享私營部門能源投資來協助這種努力。如果成功協調，有可能再次讓球滾動。這可以增加信任，并通過歐盟 - 土耳其獲得政府主要關注高級別對話會議，領導人峰會和私營部門參與。為了打破扭曲的激勵機制的反生產循環，雙方需要更多地參與和探索外國，能源和經濟合作的新領域。

Samuel Doveri Vesterbye是歐洲鄰里委員會(ENC)的常務董事。這是最初發表在土耳其政策季刊(TPQ)2018年春季刊上的文章的刪節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