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市場的萎靡，來自中國的投資客們卻熱情暴漲，他們在全球各個角落頻頻出手，成為近年來國際礦業投資市場的絕對主角。但是，來自政治、法律、財務等方面的諸多風險都可能成為并購的敗因，對雇工、環境、土著居民等問題或一些細小環節的忽視，亦可能招致滅頂之災。

去年以來，鐵礦石價格累計下挫幅度超過25%，金礦也累計下跌超30%。

依照標準普爾、富時等礦業指數，在過去兩年時間內，全球各類礦業公司市值平均下降超過50%，早期勘探公司市值平均下降超過60%，早期黃金勘探公司更是平均下降80%左右。

如此光景下，礦業公司往往轉而通過降本增效等措施修復負擔過重的資產負債表。在全球范圍內，“節衣縮食”的意圖逐漸壓倒了投資擴張的沖動。

不過，面對市場的萎靡，來自中國的投資客們卻熱情暴漲，他們在全球各個角落頻頻出手，成為近年來國際礦業投資市場的絕對主角。理論上，大宗商品價格下跌造成并購目標資產估值下滑，不失為極好的抄底良機。

相關數據顯示，中國歷年來在海外投資礦業的資金已超過2000億元，800多個企業在進行項目投資。今年前4個月，中國公司礦業收購增長了63%，預計明年中國礦業投資交易量將占全球總量的30%。

歲末年初，中信集團購入澳大利亞大型氧化鋁精煉企業Alumina集團13%的股權；4月，以中國五礦為首的財團以58.5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秘魯拉斯邦巴斯(LasBambas)銅礦；其后，寶鋼斥資13億美元收購了一家澳大利亞的煤炭和鐵礦公司。

熱情背后卻潛藏著殘酷的事實，中國礦企過去的諸多并購案均以失敗告終；而一些投資者在國際礦業市場受騙上當之后，也只能啞巴吃黃連，沉默地接受一切。

中國企業海外礦業并購的失敗率到底多少,一直缺乏官方數據支撐,但中國企業在全球礦業并購中確已嗆了太多苦水。結合過往，來自政治、法律、財務等方面的諸多風險都可能成為并購的敗因，對雇工、環境、土著居民等問題或一些細小環節的忽視，亦可能導致項目終止甚至招來滅頂之災。

中礦聯秘書長陳先達告訴《英才》記者，過去數年里，中國企業在部分國家礦業投資的投機性強，中小型礦山開發比例過高；國際礦業公司低效資產剝離成為中國境外并購的主要來源，甄別難度增加；一些企業投資自身并不擅長的地區和礦種，既無優勢更無經驗，加之其他風險，出現了投資失誤。

省小錢吃大虧

數據顯示，中國礦業投資從2007年的42億美元增長至2013年的202億美元，增長近5倍，在澳洲和東南亞，中國礦業投資項目民營企業占80%以上；2013年，民營企業礦業并購的絕對投資額已經超過國企。

與此同時，無論是國內還是海外礦業權交易活動中，礦業資料造假成風，虛報、夸大勘探數據的現象屢見不鮮，令收購企業頭疼不已。資源是礦業并購的核心，資源上的誤判，無疑會導致重大的并購失敗。中國企業在海外買到廢礦的例子不勝枚舉。

中國地質科學院全球礦產資源戰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安建告訴《英才》記者，過往的教訓一再提醒投資者，在并購前應全面細致地考察東道國的投資、稅收和勞工等方面的政策，充分進行商務、法律等方面的盡職調查；盡職調查的質量往往直接決定了投資決策的準確性。但一些企業在盡職調查階段仍不夠細致，缺乏專業人才，又急于圈地購礦，因而輕信一些地質調研機構的所謂勘查報告，最后才發現上當。

這就要求盡職調查的覆蓋面要廣，需要從投后運營的角度全面模擬。項目資源品位及采選技術本身有無問題，管理團隊的運營能力是否過關，財務是否真實合規并且負債情況良好，礦業權屬、環保、安全、基建、原住民關系等又是如何，礦產品行情預測以及外匯趨勢判斷等都需考慮在內。

中鋁收購力拓9%股份后的巨虧、湖南華菱收購FMG后的原料供應問題等，都存在事前未做好盡職調查工作導致嚴重后果。以中信泰富澳洲磁鐵礦項目投產日期推遲為例，2006年中信泰富出巨資開建澳洲磁鐵礦項目，資源量為20億噸，設計年產量2500萬噸，原計劃投資42億美元，但開工之后才發現其工程規模之大、系統之復雜遠超預期，導致投資預算增加至52億美元，投產日期被迫一再推遲。

對東道國政治環境、法律法規的詳細了解是進行風險管理的第一步，選擇政治穩定、法規完善的國家作為投資對象，這是屏蔽風險最基本的保障。

早在2009年6月，武鋼與澳洲礦業公司WPG簽署框架協議，雙方按各50%的股份比例組建合資公司，對HawkNest礦區進行開發。然而，因為該項目與澳國防部WoomeraProhibitedArea進行的“與國家安全有關的行動產生抵觸”，被迫終止。同年，中色集團準備斥資2.52億澳元收購LynasCorp公司51.66%的股份，并獲得董事會半數席位。然而，面對澳洲政府各種苛刻要求，中色集團最終放棄該交易。

就過去十年的情況觀之，中國企業礦業海外投資的礦種主要是銅礦、金礦、鐵礦和少量煤礦、鉀肥；投資的集中地域主要是澳大利亞、加拿大、非洲和拉丁美洲。也有部分投資散落在印尼、蒙古等國。

本世紀初，蒙古國開始實行放開資源開發的政策，世界各國聞訊蜂擁而入。但開灤集團董事長張文學告訴《英才》記者，雖然蒙古和印尼相關方都曾開出優惠政策邀請開灤到本地投資煤礦，但開灤最終婉拒了對方，“我們考慮的是東道國是否有穩定的政治環境和完善的法律法規，是否具備成熟的市場機制。如果有欠缺，我們就會放棄。”

“在礦業法律領域，只有始終以礦業所有權、經營權和產品銷售權為核心去分析和思考問題，才能在錯綜復雜的法律規定中理出頭緒”，北京律協自然資源法律專業委員會主任欒政明告訴《英才》記者，國際礦業并購往往涉及多個國家，因此相關的法規和政策也錯綜復雜。投資者不但要遵守每個相關國家的法律，還要在不同國家間法律發生沖突的時候學會選擇和適用。

據中礦聯合投資集團執行合伙人馮立觀察，一些民企過去在海外并購過程中不太愿意請專業的中介機構提供諸如目標搜尋、盡職調查、交易結構設計、交割整合等專業服務，而單憑一己之力在并購市場上“碰碰運氣”，結果往往是“省了小錢吃了大虧”。

“不要迷信賬面報告”，據馮立觀察，對于中國企業來說，很大的一個難題是充分了解海外企業管理團隊的整體素質、職業操守和專業水平，這是在報告中無法體現的，而且董事局中微妙的政治環境也無法反映出來，“在沒有充分了解這兩部分情況下，就算你再了解數字上的投資也是盲目的，完全就是賬面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