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一輪國資國企改革的復雜性再次顯現。

6月8日出版的《經濟日報》發表了對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的采訪。在采訪中，楚序平表示，社會上確實有人提出國企應退出競爭性領域，這是對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的曲解和誤讀，是完全錯誤的。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的進和退，原則是“公平競爭、優勝劣汰”8個字，這一點尤其需要高度重視。

楚序平提出，這次改革的難點是利益分化的桎梏，改革的障礙是思維定勢的桎梏。“一些人拿著西方的尺子丈量中國改革的步伐，要求中國快速發展的大腳必須適應西方鞋的尺寸，這只能是削足適履、邯鄲學步，最終誤國誤民。”

而財政部企業司相關負責人近日在接受《中國財經報》記者采訪時表達的觀點則和楚序平大不相同。

該負責人認為，國有企業除分布在國民經濟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外，可以說無所不在。與十八大提出的國有資本更多投向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要求相去甚遠。煤炭、有色金屬、鋼材、建材、化工、水運、造船等，多陷于產能嚴重過剩困境，短期內很難改變增產不增收、增收不增利的格局。

該財政部企業司負責人還認為，“省級國企可參照中央模式進行改革。地縣級國企應當逐步退出市場。”此外，混合所有制企業中，由原企業集團母公司投資所屬的各級次經營實體，無論上市與否，均應取消行政級別，按照混合所有制要求進行扁平化改革。

“退出是大方向”

國企究竟是否應該退出競爭性領域？上海天強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祝波善認為，國企是否應該退出競爭性領域是一個國資布局的問題。“我認為方向是要退出的，至于怎么退，一方面，是有條件地進行逐步退出；另一方面就是像某些國資委官員或專家所說的，不斷地來打造公平環境，讓各類企業在其中公平競爭。但是我認為公平環境和退出的關系，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

祝波善告訴早報記者，“客觀地講，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很多方面是不公平的。首先體現在融資渠道和平臺問題上。即使其他外在條件都公平了，國有企業還有政府部門來為它們背書，這也是一種不公平。”

“現在對于一些行業比較分散，競爭已經非常充分的行業，國資放開沒有問題。而對于像中鐵、中建、中軌交這樣的施工單位，同樣是競爭類的企業，由于本身承擔著重大的工程建設，也就只有它才有能力做好，就應該逐步退出，但是整個大的方向也是退出。”祝波善表示。

財政部企業司相關負責人近日在接受《中國財經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央大型企業集團幾乎為100%全資企業，集團母公司對其所屬公司的持股比例平均為80%，又難以形成有效的內部約束治理結構和市場化運行機制，結果必然是效率低下。

而地方國有企業9.9萬戶，其中省、地市、縣級的企業戶數分別為4萬戶、2.2萬戶、3.7萬戶。地方國有企業多屬中小型企業（95%），除了供水供暖、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務企業外，基本上是賓館、飯店、旅行社、修理修配、建筑施工等完全競爭性企業。

對于國資委和財政部相關人士主張相異的問題。祝波善認為，這反映了各級政府部門的定位偏差問題。

“國資委是強調出資人地位，是各級國有企業的‘老板’，當然會站在‘老板’的角度來看問題。而財政部，作為國家部委，是站在改革的方向，從國資布局的角度來看問題。”祝波善還補充道，“具體一點來說，國務院國資委根本沒有做好心理準備和政策性安排，來讓一些競爭性國有企業退出。因為這些國有企業是它的業績。”

公益類國企政策性虧損由財政全額補貼

在退出問題之外，就是國資分類問題。楚序平在接受《經濟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準確界定不同國有企業功能，提高監管水平，必須結合各地實際分類。

具體而言，國有企業可以分為三類：公益類國有企業，監管考核的總要求是政策性虧損由財政全額補貼，著重考核服務質量和成本控制；商業類國有企業，監管考核的總要求是以市場化規則優化監管標準，著重考核經濟增加值等主要經濟技術指標；保障類國有企業，承擔國民經濟發展保障和國家安全責任的企業，監管考核的總要求是，完成服務國家戰略目標任務情況，著重引入專項考核指標和企業競爭力。

在這個方面，目前學界基本思路類似。祝波善告訴早報記者：“各個國有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和追求的目標不一樣，新一輪國資國企改革的前提就是做好分類。這樣的分類監管思路，對于將來的改革方案、方向的制定有很大作用。”

以上海為例，去年底出臺的“上海國資國企改革20條”，將上海國企將分為三類，即競爭類企業，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經濟效益最大化為主要目標，兼顧社會效益，努力成為國際國內同行業中最具活力和影響力的企業。功能性企業，以完成戰略任務或重大專項任務為主要目標，兼顧經濟效益。公共服務類企業，以確保城市正常運行和穩定、實現社會效益為主要目標，引入社會評價。

針對發展混合所有制企業，楚序平還表示，要特別重視解決違規進行資產評估、惡意串通低估評估值、把優質資產分離到副業、通過境外殼公司弱化監管等約束管理等問題，最大限度控制自由裁量空間，最大限度消除尋租空間，防止國有資產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