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求是》、《紅旗文稿》雜志同期發文辨析混合所有制，并各有側重。

混合所有制不是個新概念，早在11年前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即已提出，十七大報告再次強調“以現代產權制度為基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國資委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底，全國90%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不含金融類企業)完成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中央企業及其子企業中，混合所有制企業戶數占公司制企業戶數的比例接近57%，占中央企業登記企業總戶數的一半以上；中央企業資產總額的56%、凈資產的70%、營業收入的62%已在上市公司，石油石化、民航、電信、建筑、建材等行業的中央企業主營業務資產已基本進入上市公司。從這個角度看，混合所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已經處于主要地位。

隨著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定位“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這一財產所有結構再次成為熱門概念，被認定將成為國企改革下的一步方向。在去年11月22日的《人民日報》上，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曾有預測：“到2020年，絕大部分國有企業實現股權多元化，除少數特殊領域外，大部分國有企業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企業。國有資本可以根據需要實施絕對控股、相對控股、參股，也可以實行優先股、黃金股等形式。”

聞風而動，中石化在今年2月19日打響混合所有制改革第一炮，宣布把旗下包括加油站在內的下游銷售業務與民營資本“分享”。而后，中海油、中冶、中石油、寶鋼集團、中航科工集團、中國海運集團、大唐集團等多家央企相繼成立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混合所有制思路紛紛“浮出水面”。

然而，針對這場呼之欲出的改革大潮，坊間存有激烈爭論。例如，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毛壽龍聲稱“改革的理想狀態是國企私有化”；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張維迎斷言“如果混合所有制變成長期穩定制度，它一定是嚴重的腐敗”。與此同時，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徐希燕卻強調“國有企業私有化完全不可行”、“經營好的國企完全沒有必要改革”。司馬南、司馬平邦、尹國明、王小石等人更以“洋水務”威立雅在蘭州自來水苯超標事件中的表現為據，在微博抨擊稱“有人借機搞國退私進，是倒行逆施之舉”。

其中，任志強的發言因其國企掌門人身份和“放炮”式風格，受到廣泛關注。在今年2月12日的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上，他聲稱“混合所有制就是一個偽命題”：“混合的結果，要不然是國有的侵吞民有資產，要不然是民有的侵吞國有資產，一定是這兩種結果，不會有第三種結果。”

上周出版的《南方周末》記錄了這場論戰，感嘆“難就難在一些根本問題上各界缺乏共識”：“對主張國企產權改革的一派來說，混合所有制重新燃起了他們打破產權壟斷和市場壟斷的希望。而對于另一方來說，混合所有的題中之義卻是三中全會決定中的‘放大國有資本’……中央給出了一個模糊的方向，而持不同意見的派別則各取所需式進行解釋，讓混合所有制的未來走向也變得很不明朗。”

《環球時報》上月所刊《為國企改革劃定紅線》，即是由中國社科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朱繼東借用《共產黨宣言》所強調的“所有制問題是運動的基本問題”，強調國企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體和支柱，國企的不斷發展壯大是堅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最重要保障。

新近一期《紅旗文稿》所刊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新城署名文章《怎樣理解混合所有制》，亦贏得朱繼東本人的微博轉發推薦。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的下屬媒體，此文的風向標意義尤其值得關注。

文章強調，“三中全會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為了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加強國有經濟主導作用”：“這個問題非同小可，事關我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劃清界限，千萬不要被新自由主義忽悠了……在非公有制經濟迅猛發展的情況下，國有經濟如果停滯不前，甚至萎縮，國民經濟的主體就會在事實上轉移到非公有制經濟身上，這是可以預計到的。如果出現這樣的局面，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能保持嗎？”

并且，這篇得獲求是理論網首頁頭條推薦的文章還嚴詞抨擊了過去20年間一些國企改革路線：“黨的十五大以來，有人用新自由主義來解讀十五大精神，把股份制當作私有化的一種手段，在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按股份制的形式大量出售國有資產，半賣半送、明賣實送，把國有企業的改制當作肆意侵吞國有資產的饕餮大餐，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一些人借改制一夜暴富。這種景象，人們記憶猶新。不能不承認，這是新自由主義釀成的惡果。”

中國建材集團、中國醫藥集團在此被樹作央企改革成功標桿：“一般在新組建的企業里為私營企業保留了30%的股份，而多數原來的私營企業創業者繼續擔任新企業的管理者，成為規范治理企業的職業經理人……這是一條既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又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的新路。”

如果說《紅旗文稿》更多地體現了對“紅旗”的堅守，那么最新一期《求是》所刊《混合所有制經濟是什么樣的經濟》，則由張卓元（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起草組成員）從“實事求是”的角度，講解了高層智囊的思路：“有人擔心，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會不會影響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種擔心是沒有必要的……國有經濟牢牢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并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同時也要認識到，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需要完善國有資產監管體制，國有資產監管要從管企業為主向管資本為主轉變。這是一個重大轉變，有許多新東西需要認真研究與探索。”

根據他的推算，到2020年混合所有制經濟總體上占我國經濟的比重將從目前的1/3左右提升到40%以上，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的微觀主體。

日前，《人民日報》亦曾刊文，呼吁先允許基層積極探索再實行頂層設計，“只有讓‘自上而下’的推動與‘自下而上’的探索相互作用，才能不斷結出新的改革碩果。”

而在改革的先行之地，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已經通過《南方日報》給出一份基層改革工作清單：“地市層級，不得擅自改變國資委直屬特設機構性質或與政府部門合并；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國有企業，不得擅自搞股權多元化。已經是混合所有制的，不得擅自降低國有資本股權比例；涉及政府定價范圍的重要公用事業、公益性服務、網絡型自然壟斷國有企業，不得擅自改變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格局；按照國家統計標準確定的大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不得擅自借‘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之名，直接或變相向管理層轉讓股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