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改革開放的序幕。彈指35年，被賦予重要改革期待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接棒。十八大后，履新總書記的習近平將離京調研的首站選在改革先鋒省份廣東，并在那里對改革提出希望，“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既勇于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惟有了解改革從哪里起步，方可明白改革要向何處去。為此，我們擷取了財稅、金融、國企、城鎮化等改革史的重大片段，以期重新凝結改革的共識、重新凝聚改革的勇氣。
國門初開
一場真正的觀念突破
“七十年代的中國人，思想和生活都被禁錮在一個點上，誰要想離開那個點，就會受到懲罰。八十年代的中國人，生活依然沒有太多選擇，但人們已經可以開始夢想過上更好的生活。”將大批學生送出國的新東方董事長俞敏洪在自己書的序言中這樣寫道，清晰映射出時代的絕望與松綁。
七十年代末的中國，用十年的青春經歷了一場浩劫，傷筋動骨而貧窮落后。毛澤東時代曾激勵人們的“兩個凡是”理論，此時卻禁錮著中國經濟社會的前進。而國門之外，是欣欣向榮、火車飛馳的日本，是物資過剩的美國。這時，鄧小平派谷牧出國考察，拿回了這樣一份報告：戰后迅速崛起的國家，幾乎都充分利用了外資和引進技術，無一閉關自守。
鄧小平迅速行動，趁熱打鐵。1978年10月22日，他出訪日本并達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期間參觀新日鐵、松下電器、日產汽車，這一派繁榮景象通過他被帶入到中國人的視野。這一行，日后被稱為改革開放的取經之旅。
同期，在蘇聯問題上處于守勢、急于擺脫經濟蕭條和從越南問題脫身的美國，也向中國拋來橄欖枝。在鄧小平的積極推動下，12月16日，中美聯合發布建交公報，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交。此舉震驚國際，美國《時代》雜志將鄧小平評為1978年度風云人物，并將他的照片登在封面。于是，西方發達國家在地球另一端讀到了這樣的文字：“鄧小平把中國的大門向世界打開了，讓中國走向世界，同時讓世界走進中國。”
萬事已俱，東風將行。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發表講話，將真理標準問題上升到“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的高度，順理成章提出“改革開放”并經大會通過。
至此，全黨的工作重心，開始從階級斗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中國的命運被徹底扭轉。
開放行動雷厲風行。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后僅37天，鄧小平出訪美國，帶回一系列涉及商業、科技、教育的合作。那一年，日本電影《追捕》在中國電影院內上映。給中國人帶來極大震驚的，并不是精彩的劇情，而是日本繁華的街頭、時髦的打扮以及富裕的社會生活。
在一系列新鮮事物的刺激下，中國人對改革的焦慮與恐懼迅速被國富民強的希望所替代。中國經濟被迅速注入了活力。
經濟特區
國際化的試驗田
30多年前，深圳有個羅芳村，深圳河對岸的香港也有個羅芳村。深圳羅芳村農民年收入134元，香港羅芳村卻高達1.3萬港元。30多年后，過去水草寮棚的深圳河北岸，魔術般聳立起與南岸香港相媲美的摩天大樓。1979年，鄧小平曾對省委領導說：“在廣東找個地方，辦個經濟特區，殺出條血路來！”這后半句猶如一席軍令，既代表了改革的決心，也暗示著它的艱難。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共338.4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了中國構建國際化都市的試驗田。
早在1974年，病中的周恩來就曾對時任建委主任的谷牧交代，發達國家幾乎都是利用港口開展貿易的，因為海運不需要修路并且運輸量大，“條件允許時，你要將港口建好”。1978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委派外經貿部赴港澳考察。另一邊，他親自帶隊出訪歐洲五國25個城市，西德的港口物流水平令他最為觸動。他回來后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匯報，幾位老革命同志不由感嘆，“外國能搞加工貿易，引進外資，為什么我們就不能搞呢？”谷牧提出，在接近港澳的寶安（后來的深圳）、珠海地區建立出口加工基地，吸引僑商。此建議立被批復：“說干就干。”
當時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勛得到谷牧“廣東要大搞”的明確指示后，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在深圳、珠海、汕頭建立出口加工區域的設想。這些地方的命名，由谷牧私下里請示了鄧小平的意見，足見其重要意義。“就叫特區！陜甘寧當年就是特區”鄧小平斬釘截鐵，顯然醞釀已久。同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國家外資委）正式成立，隸屬國務院，黨組成員由外貿部、外經部、中國銀行、海關總署、外匯總局、商檢總局等九個單位組成。這個管理架構打破了傳統行政管理格局，為了效率更高，實施“特事特辦”。特區戰略順利上馬，法律建設緊隨其后。7月，五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使吸收外商資金有了法律保障。
1980年，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的廈門共四個“經濟特區”正式獲批。依照政策，500萬美元以下的開支企業均可以自己做主，僅深圳蛇口就以一天一層樓的速度建設起來。特區周邊城市也被帶動起來。
當政策風向遍吹國土，民間身先試行。在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上，中國第一批下海商人憑借膽識與魄力，首先過上富裕的生活。鄧小平“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預言很快實現。
香港商人曹光彪在香洲設立了香洲毛紡廠，靠做來料加工的小額出口生意發家，這是中國內地第一家外資私人企業；打家具出身的張果喜，與上海工藝品進出口公司簽約后，將家鄉的樟木箱子以70%的利潤出口到日本，六年后資產3000萬美元，成為新中國首位億萬富翁；自從京港合資經營的“北航食品”拿到中外合資企業“001號”文件后，引進外資和興辦“三資”企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熱潮。
民間企業活躍，金融通道急需打開。1979年，背后有國家支持的民間資本家榮毅仁創辦了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吸收利用外資有了渠道。1980年，中國恢復了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代表權， 并加入國際農業發展基金會，開始從海外獲得貸款。改革開放短短四年后，中國實際使用外資總額達到126億多美元。
改革初見成效，作為中國嘗試國際化的試驗田，經濟特區模式宣告成功，可以繼續推廣。1984年，鄧小平決定繼續放開沿海一條線城市，包括北方地區的14個港口城市。1988年海南加入經濟特區行列。
入世談判
是尊嚴更是利益
“中國是一個大國，也必須被視為一個世界強國，中國必須加入世貿組織。這涉及一個國家的尊嚴。” 花旗集團全球投資銀行高級顧問、克萊蒙大學研究生院理事羅伯特·勞倫斯·庫恩在其《中國30年：人類社會的一次偉大變遷》一書中寫道。對于改革開放方興未艾的中國而言，除了尊嚴以外，個中還有著巨大的利益考量。而當前，是否加入TPP談判，又成為擺在中國政府面前一道新的外貿題。
八十年代，要不要融入全球多邊貿易體系，是中國政府高層爭議最多、討論時間最長的問題。
當時，與中國頻繁貿易往來的國家中80%已是關貿總協定（GATT）的成員國，如果中國能獲得GATT一個席位，等于拿到了國際市場的多張通行證。
然而，國內壟斷及弱勢產業則視“入關”如洪水猛獸。經濟學家韓德強曾公開發表演講稱，產業競爭力最薄弱的農業領域，收入極低的9億多農民將被迫流入城市，成為邊緣人口。 分歧的焦點集中在入關帶來的好處和給部分領域的競爭沖擊上。經濟基礎尚顯薄弱的中國，最終決定，還是要融入這個“富人俱樂部”。1986年，改革開放的第九個年頭，中國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的申請正式提交，打開了漫長的磋商歷史。然而到1995年GATT正式升級為世界貿易組織（WTO）時，接近十年光景，中國入世依然遙遙無期，中美、中歐磋商都格外艱難。發達國家部分利益集團對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及便宜的進口產品十分抗拒。美國米爾肯公司總裁甚至揚言，中美協議是美國“紡織業的死亡證書”。面對談判對手的漫天要價，長達15年的中國入世談判成為一場 “寸步不讓的意志比拼、唇槍舌劍的討價還價”。 實際上，最根本的障礙在于中國當時的傳統制度與國際貿易組織奉行的市場經濟原則尚有著巨大的差距。最終，經歷了與美國的25輪、與歐洲的15輪艱難磋商，以及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漫天要價后，中國于1997年5月最先與匈牙利完成談判，1999年11月與美國達成協議，2000年與歐洲達成協議，2001年最后與墨西哥達成協議。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為第143個成員，全面開啟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時代。
入世后，中國出口貿易高速增長。蔬菜水果等農業，輕工、紡織、電子消費、一般機電等工業以及建筑、旅游等服務業獲得更多對外貿易的機會。入世十年間，“made in China”字樣的商品出現在全世界各國的超市貨架上。
同時，入世以后，中國出口高速增長，入世前極少出現的貿易特殊保障限制以及反傾銷調查越來越多，中國遭遇的貿易摩擦持續增加。但中國企業應對國際“游戲規則”時顯然學到了許多。而過于依賴外貿的發展模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令中國經濟遭遇了一次風波。國際化程度較高，就意味著外貿風險加劇。在全世界范圍內建立自由貿易區顯得至關重要。2010年，建設十年之久的發展中國家間的最大自貿區——中國-東盟自貿區正式啟動，形成涵蓋11個國家、19億人口、6萬億美元GDP的巨大經濟體。入世僅八年后，中國出口額占世界比重從2001年的4.33%，上升至2009年的9.62%，超過美國、德國與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
同一時期，一個新的多邊貿易體系格局隱現。美國高調宣布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面對新的更高標準的多邊貿易體系,中國的壓力日益顯現。2013年5月，美國商務部副部長桑切斯在訪日期間對中國加入TPP首度松口。未來，中國是否加入TPP，將是擺在新一屆政府面前一道新的外貿題。
